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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消息

为什么发消息会让人焦虑，什么办法有用？

一条只有两个词的回复，为什么能毁掉你一个下午？网上相关的统计数字，为什么大多是编出来的？什么办法才真正有用？每个说法都附有来源链接。

作者 Samet Durgun · Subtext 联合创始人 · 阅读约需16分钟

· 更新于2026年10月31日

前阵子，我给一个挺喜欢的人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对方只回了一个“ok”，别的什么都没有。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大概读了十五遍，想从中读出语气。是冷冰冰的 ok，还是忙着随手回的 ok？我拟了三条回复，一条也没发出去。一小时后，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聊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事，语气十分温暖。原来那个 ok 是对方在停车场里打的。

那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这方面的真正研究。一方面是出于私心，另一方面是因为网上谈发消息焦虑的内容，大多是胡扯，只不过后面挂了个百分号。

在继续往下之前，我得先交代一件事：我是 Subtext 这款应用的联合创始人，它会在你发出消息之前，读出消息里的情绪潜台词。所以在“发消息焦虑确实存在”这件事上，我显然有商业利益。正因如此，我才直接去读原始来源，而不是相信那些清单体文章，也才会把每一个我没能核实的数字都标出来。文章接近结尾处，有 Subtext 的一次真实运行：给它一份朋友发来的、编出来的晚饭安排，它在写回复之前，先问你三个问题。

没有一本诊断手册收录“发消息焦虑”这个词，而这一点解释了很多

临床上并没有“发消息焦虑”这个诊断，也没有经过验证的发消息焦虑量表，后一点更让我意外。现有的，是一组研究得比较充分、与它互有重叠的概念。想要真正的答案，就得去读这些研究。

最早的是沟通忧惧（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James McCroskey 在1977年给它下的定义1是：“个体因真实的或预期中的、与一个人或多个人的沟通而产生的恐惧或焦虑的程度”。这句话里，“预期”一词分量很重。大部分发消息焦虑，都发生在你还什么都没发出去的时候。

再说电话焦虑，它的研究历史比发消息这个版本更长。Leanna Kim 和 Sang-Hwa Oh 在2023年对520名美国成年人做的一项全国性调查2发现，更多地使用数字通信技术，与更高的电话焦虑相关，而且在使用非母语交流的人当中，这种关联更强。

如果要说有什么最接近专门为此设计的测量工具，那就是 Digital Stress Scale（数字压力量表）。它是 Jeffrey Hall 等人在2021年3以735名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为样本开发的，测量五个彼此独立的方面：随时待命的压力（availability stress）、对认可的焦虑（approval anxiety）、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联系过载（connection overload）和在线警觉（online vigilance）。各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在0.85到0.93之间，Funke 等人后来又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样本中，验证了一个十个条目的简版4。如果你在这篇文章里看到了自己，真正造成伤害的多半是随时待命的压力和对认可的焦虑这两项。

考虑到这么多人都描述过这种体验，却没有一份像样的发消息焦虑量表，我觉得有点奇怪。这只是研究上的一个空白，并不能说明这种现象是否真实存在。

空白的回复框比打电话更难，研究者也知道原因

说到发消息焦虑，直觉上的解释是：它就是隔着屏幕的社交焦虑。研究的发现要有意思得多。

文字消息是异步的，你想花多久都行。这本该是一种解脱，可对很多人来说恰恰相反，因为有无限的时间来措辞，也就意味着有无限的时间来反复怀疑自己。如果你总是对自己的回复想太多，我专门写过一篇，讲怎样才能直接把消息发出去。这种反复琢磨，也正是两行字的回复为什么要花一个小时的原因。发表在《Media Psychology》上的一项2023年研究5发现，社交焦虑程度较高的人，比起面对面交谈，更偏好发消息；对话的威胁性越强，这种偏好也越强，依次是闲聊、难开口的谈话和分手。起中介作用的，是人们对“可编辑性”重要程度的感知，也就是在别人看到之前重写一遍的能力。

发表在《Communication Reports》上的一项2025年研究6发现了同一种机制，只是换了个名字。社交焦虑的人，在作者所说的“发消息时的感知可控性”上得分更高，而这种可控感，既预测了对发消息的偏好，也预测了对打电话更高的焦虑。二三十岁的年轻成年人，比四五十岁的成年人报告了更强的发消息偏好和更多的电话焦虑。

这些都不是新发现。Reid 和 Reid 早在2007年就在158人的样本中发现了这一点7：孤独的人更喜欢语音通话，认为发消息没那么亲密；社交焦虑的人则更喜欢发消息，认为它是更适合表达性交流的媒介。文字免去了开口说话的焦虑，却换来另一种关于写作的焦虑。需要前一种解脱的人，往往也得面对后一种焦虑。

大脑会替你补上缺失的语气，而且补得很不准

这是我个人觉得最说得通的一种机制。

文字会把说话的语调、表情、节奏和体态统统去掉。可你的社会认知仍然需要这些信息，于是自己动手造出来。造出什么，取决于你本来就在担心什么。

Kingsbury 和 Coplan 直接检验过这一点8，那项研究的标题起得很妙，叫“RU mad @ me?”。他们用215名本科生编制了一套工具，测量人们对含糊消息的解读偏差，发现对含糊消息的负面解读，既与社交焦虑症状相关，也与已有的面对面解读偏差测量相关。第二项有353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参与者对来自女性发送者的含糊消息解读得更负面，这一点在男性读者身上尤其明显。

Goldman 等人2025年做的一项小型眼动研究9也想验证这种与社交焦虑的关联，结果没有找到。研究者让30名社交焦虑程度高的学生和30名程度低的学生，阅读一段虚构的 WhatsApp 风格聊天，设定在第一次约会的第二天。两组人都把含糊的句子读得比无关的句子更负面，两组之间没有差别。

所以，毁了我那个下午的“ok”，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心情的信息。那一部分是我自己补上的，而每一次陷入“对方是不是生我的气了，还是我想太多了”的越想越乱，背后都是同样这一步。缺失的背景应当来自对话本身，而不是来自你本来就在担心的东西。

这里还有一些神经科学方面的内容，值得了解，不过我不会把它看得太重。2024年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的一项预注册 EEG 超扫描研究10，测量了65对母亲和青少年的脑间同步，比较了面对面交谈和分处不同房间发消息这两种情形。发消息也产生了神经同步，这是同类研究中的首次证明。面对面产生的同步更多，有八条额颞叶连接显著更强。我在网上见过有人引用这项研究，当作发消息不能让人彼此连接的证据。它实际发现的是，发消息让人建立的连接只是稍微弱一些。

等回复和写回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大多数人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可它们各有各的研究文献。

研究得最充分的一种等待压力，来自工作场所心理学。Larissa Barber 和 Alecia Santuzzi 在2015年将它命名为 telepressure（工作中的回复压力），并做了验证11，定义是：“既强烈地想通过消息类通信工具（ICT）及时回应工作中的人，又对快速回复念念不忘”。得分高的人报告了更多的职业倦怠、更差的睡眠质量和更多因健康原因缺勤，在控制了工作投入程度和总体工作量之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后续研究用了254名和409名员工的两个样本12，结果表明，这种伤害是经由“心理脱离失败”这一环节发生的，说得学术一点，意思就是你从来没有真正从那场对话里抽身出来。

友谊里也有同样的张力。Jeffrey Hall 和 Nancy Baym 在2012年关于手机维系期待的研究13发现了一个悖论。期待持续保持联系，会增加依赖，依赖提高亲密感和满意度；但它同时也会增加过度依赖和被困感，这两样又会把亲密感和满意度拉低。让你们走近的东西，也正是让你觉得被困住的东西。

Hall 后来把这个问题带进了日常生活。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14中，一项针对300人的调查发现，更大的社交网络和更多的发消息，经由被困感（也就是回复时的内疚和压力），与更低的幸福感相关。在第二项研究中，112人连续五天报告了自己的互动，一周开始时就觉得更被困住的人，发消息时报告的幸福感更低。单看“可联系性”本身，情形就不同了。在一项有114对同居伴侣参与的预注册研究15中，Taylor 和 Bazarova 发现，两人通过手机和其他媒介保持联系、彼此随时可联系，与双方更好的心情同时出现，也没有发现一方的随时可联系让另一方感到压力的迹象。这两项研究都属于相关性研究，伴侣研究里的效应也很小。

界面设计还在火上浇油。CHI 2018上一项关于手机即时通讯应用压力的分析16发现，已读回执、“正在输入”提示和联系人同步，几乎出现在用户提到的每一个压力主题里。2018年的另一项研究，测量了悲伤、焦虑、愤怒和内疚各需要多长时间才会出现17，场景是等待回复时，并按消息显示为已读还是未读分组。已读回执同时拿走了你和对方“我没看到”这条说得过去的退路，这正是已读不回那么扎心的原因。

而且，反复查看本身也有代价。美国心理学会（APA）2017年的 Stress in America 调查18发现，43%的美国人属于不停查看邮件、消息和社交媒体的人，他们报告的平均压力高于其他所有人：满分10分，他们是5.3，其他人是4.4。在这些不停查看的人当中，休息日还要查看工作邮件的，压力升到了6.0。同一项调查中，18%的人把使用科技产品列为自己生活里的一个重要压力来源。

Karla Murdock 2013年对83名大学一年级学生做的研究19中，这些学生平均每天发约114条消息。研究发现，无论基线压力如何，发消息越多，睡眠问题越多；而人际压力，只在发消息较多的学生身上预测了倦怠。这是一项小型的相关性研究，所以我只把它当作提示性的证据，而不是定论。

有些人受到的冲击要大得多

如果你是自闭症人士，读这些文献时，感觉不像在读新发现，更像在读你自己生活的记录。Philippa Howard 和 Felicity Sedgewick 调查了245名自闭症成年人20，论文题为“Anything but the phone!”，发现他们在大多数情境下都更喜欢书面交流，尤其看重它带来的思考时间、可预测性和较低的感官负荷。参与者说，打电话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焦虑”，有人把别人坚持只用电话联系的做法，说成“让人寸步难行，说是彻头彻尾的歧视也不为过”。样本的 GAD-7 平均分是11.56，处于中度焦虑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个群体本来就已经承受着很多。

患有 ADHD 的成年人描述的，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样子，通常和拒绝敏感有关。一项质性研究记录到，有位参与者一直醒到凌晨四点21，一边看手机，一边追问对方为什么还没回复。拒绝敏感性烦躁（rejection sensitive dysphoria）不是正式的诊断，相关证据大多规模较小、以质性研究为主，所以我更愿意说，它是观察得很充分，而不是测量得很充分。

焦虑型依恋在发消息时的样子在这里也有体现，不过证据比那些信心十足的博客文章所暗示的要薄弱。Robert Weisskirch 发现，焦虑型依恋与更多的消息相关22，包括发给伴侣的和收到伴侣的，但参与者只有31人。Shanhong Luo 的更大规模研究有395人23，发现你的交流中靠发消息完成的占比，与关系满意度呈负相关，而发消息的绝对数量几乎没有影响。

有一个让情况变复杂、却很有用的发现，来自 Van Zalk 对523名青少年做的三波纵向研究24。过度聊天对强迫性上网的预测作用，主要出现在社交焦虑程度低的青少年身上。对社交焦虑的青少年来说，聊天看起来是一种补偿，而不是强迫。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人身上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一刀切的屏幕时间建议总是行不通。

你能看到的大多数发消息焦虑统计数字，都是编出来的

这一节，我花的时间是原计划的三倍。

搜一下发消息焦虑的统计数字，你会看到一堆信心十足的数字。31%的人每天都会经历。47%的 Z 世代说，它让自己一直单身。一个人写一条重要的消息，平均要花40分钟。草稿放弃率是73%。这些数字我都试着追过源头。几乎每一个，最后都指向某家应用公司自己的博客文章，或者一篇被多处转载的新闻稿，上面没有样本量，没有调查日期，也没有公开的方法。

31%这个数字，至少还有个真实的源头。它来自2018年 Viber 的一项调查，由 Pollfish 对英国和美国的2,400名成年人实施，原始的说法是，31%的人觉得发消息是每天的“压力”来源。转述的过程中，不知在哪一步，压力变成了焦虑。我没能找到原始报告还能打开的版本，所以连这个数字，我也只当作大致的方向。

很多地方还把一个42%的电话恐惧数字安在 Z 世代头上。最接近的真实研究，是2024年对印度300名医学生的一项调查25，其中42%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铃声恐惧，具体是33.0%轻度、7.67%中度、1.33%重度。一所印度学院的医学生，并不等于全球的 Z 世代，而且这42%里，大头是“轻度”。

想感受一下这个领域的流行率数字有多不稳定，可以看看无手机恐惧（nomophobia），也就是对身边没有手机的恐惧，研究者在它身上花的功夫，比在发消息焦虑上多得多。发表在《PLOS ONE》上的一篇系统综述26发现，受它困扰的人所占比例的估计值，从6%到73%不等，取决于临界值划在哪里。后来的一项元分析，涵盖20个国家共47,399人的52项研究27，得出的结果大约是20%轻度、50%中度、20%重度。同一个概念，因为门槛不同，画出来的是两幅很不一样的图景。

如果你想要站得住脚的数字，了解人们对发消息和打电话各是什么感受，我信得过的，是由有名有姓、并公开了方法的民调机构做出来的数字。Pew Research 2015年关于青少年与友谊的研究发现，能用上智能手机的青少年中，58%更愿意给最亲近的朋友发消息；Uswitch 2024年对2,000名英国成年人的调查发现，18到34岁的人中，70%更喜欢用文字和社交媒体，而不是打电话，56%认为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意味着有坏消息。两者测量的都不是焦虑。但我还是宁愿引用一个真实的、关于偏好的数字，也不愿引用一个编出来的、关于痛苦的数字。

没法直接测量发消息焦虑时，研究者会用哪些量表

我仍然觉得这些量表值得了解，哪怕只是为了在有人错误引用其中一份时，你能看得出来。

Caglar Yildirim 和 Ana-Paula Correia 编制的 Nomophobia Questionnaire（无手机恐惧问卷）28共20个条目，总分范围是20到140，通行的临界值是：21到59分为轻度，60到99分为中度，100分及以上为重度。Tasuku Igarashi 等人编制的 Self-Perception of Text-Message Dependency Scale（发消息依赖自我感知量表）29有15个条目，涵盖情绪反应、过度使用和关系维系。Bianchi 和 Phillips 的 Mobile Phone Problem Use Scale（手机问题使用量表）30有27个条目，原始 alpha 值为0.91。还有 Andrew Przybylski 等人编制的 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错失恐惧量表）31，他们在2,079名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英国成年人样本上验证了它，在这个领域里，它几乎与所有变量都有相关，因此总是一再出现。

留意一下这份清单里缺了什么。它们测量的，无一例外是依赖、恐惧或错失感，没有一个测量的是盯着写了一半的回复发呆这种具体的体验。

什么办法有用，听做过测试的人怎么说

第一，这里最强的一项证据，一点也不光鲜。Kostadin Kushlev 和 Elizabeth Dunn 对124名成年人做了一项为期两周的被试内实验32。其中一周，参与者想查几次邮件就查几次，基线时大约是每天15.5次。另一周，Kushlev 和 Dunn 要求他们每天只查三次，并关闭通知。限制查看的那一周，每日压力显著更低，效应量为0.37。Kushlev 自己的总结，是我反复回想的一句话：

Kushlev 的总结 “人们很难抵制查看邮件的诱惑，然而抵制这种诱惑，能减轻他们的压力。”

论文里还有一个需要留意的地方。限制组的参与者实际做到的是每天查约4.7次，而 Kushlev 和 Dunn 要求的是三次。努力去做、只做到一部分，也已经够了。

第二，现在有了一项像样的随机试验，检验通过短信推送的认知行为疗法（CBT）。Mason 等人把102名18到25岁的年轻成年人随机分组33，这些人的 GAD-7 得分在10分及以上，招募自美国33个州，一组接受为期八周的自动化短信 CBT，另一组进入等待名单。治疗组约四分之一达到了“症状极轻”的功能水平，对照组是5.5%，而这种效果是通过行为激活的增加和反复思虑的减少实现的。它针对的是广泛性焦虑，而不是专门针对发消息焦虑。它所改变的机制，也就是反复思虑，恰恰就是让你把一条消息改写九遍的那一个。

第三项发现，对管着别人的人很重要：光靠制度，解决不了回复压力。Barber、Santuzzi 和 Hu 调查了两个职场样本34，发现有没有正式的离线制度，与 telepressure 完全没有关联。能预测它的，是关于下班后要不要随时在线的那些不成文规范。Eurofound 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5，认为单靠一项“离线权”政策，“不足以带来职场文化的改变”。你的团队看的是你晚上11点在做什么，而不是员工手册上怎么写。

除此之外，具体该怎么做，从上面这些机制里基本可以直接推出来。关掉已读回执，因为它们大多只是在双方身上制造压力。把查看消息集中到固定的几个时段，而不是一直泡在对话里。当一条消息读起来冷冰冰，而你正在琢磨这条消息到底是什么意思时，在回复之前，先写下一种别的解释，这是标准的认知重构，针对的正是 Kingsbury 和 Coplan 测量过的那种偏差。还要和那些重要的人明确约定：回得慢，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因为 Hall 和 Baym 的发现提示，期待造成的伤害，比延迟本身造成的更大。至于回复本身该写什么，是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回复，对方读到后效果好。

最后这一类，差不多就是我们做 Subtext 所围绕的那个问题，所以我接下来的推荐，请你相应地打个折扣来看。实际用起来是这样：你粘贴草稿，或者把对话截图发给它，让它把双方的话都读一遍；它会在别人看到之前，指出你的消息可能传递出什么信号，再给出几个仍然保持你自己口吻的版本。上面那个“写下另一种解释”的练习，Subtext 不会替你做，因为它不会去猜对方的本意或感受。它会说明对方在向你要什么，也会读你自己的草稿，而且是在你最没有余力自己做这些的时候。

有一次运行展示了前一半，也就是对方在向你要什么。这次运行用的对话是编出来的，是一场和朋友 Dana 的晚饭安排，画成了一张聊天截图；应用的回答则是真实的。Dana 订了周五晚上在 Luigi’s 的位子，问 Tom 能不能一起来，还想要回借给你的那本书。拿到这张截图和请求“写一条简短友好的回复”后，Subtext 没有直接写草稿，没有打标签，没有给情绪词，也没有给版本，而是先说“回起来很简单”，不过“有两件事得你来定”，所以它先问一下，因为“这样回复才是你真实的想法”。接着它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Tom一起来,你觉得可以吗?”，现成的答案有“欢迎他来”“可以,想关心一下他”“其实有点顾虑”；第二个是“那本书你周五要带给Dana吗?”，现成的答案有“带上”“还没看完,晚点还”“忘了放哪了”；第三个是“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想跟Dana说或者问的吗?”，没有现成的答案，要你自己写。以上是应用的真实输出，没有改动。

写一条简短友好的回复

Dana订好位子了,回起来很简单,不过有两件事得你来定,我先问一下,这样回复才是你真实的想法。

  1. Tom一起来,你觉得可以吗?
  2. 那本书你周五要带给Dana吗?
  3. 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想跟Dana说或者问的吗?

那段对话里没有任何需要破译的东西，只有两个答案，除了你，没有人给得了。

我认为不对的建议

有两种说法被人一再重复，我并不接受。

第一种是，发消息焦虑是手机成瘾的症状，解决办法是数字排毒。Van Zalk 的发现恰好与这种说法相左。对社交焦虑的青少年来说，发消息是一种补偿，而不是强迫。把一个焦虑的人好歹还能用来交流的媒介拿走，再把这叫作治疗，在我看来是笔亏本的买卖。

第二种是那句“干脆打电话好了”。对一大批人来说，包括很多自闭症成年人，打电话才是更难的事，Howard 和 Sedgewick 的参与者说得相当直白。对大多数人来说，难处在于害怕被人往坏处解读，而这种害怕会从一种沟通渠道跟到另一种。

我对这个领域被商业化的速度也心存怀疑，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在内。研究基础比营销话术暗示的要薄得多。目前没有经过验证的发消息焦虑量表，也没有任何一项专门针对发消息焦虑的随机试验。任何给你报出一个精确百分比的人，引用的都是一份新闻稿。

当问题比发消息大得多

一项涵盖41项研究、共41,871名儿童和年轻人的元分析36发现，有问题的智能手机使用，流行率的中位数为23.3%，并且与焦虑和抑郁的发生几率大幅升高相关。这些都是相关性，并不能告诉你谁先谁后。如果你发现，对消息的畏惧已经在影响你的睡眠，或者你出不出门，那就值得去和全科医生或心理治疗师谈谈，而不是想靠改改设置来解决。认知行为疗法对焦虑总体上有扎实的证据基础，而让人对发消息心生畏惧的那些具体想法，对这样的干预反应良好。

不擅长发消息，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上面这些研究里的几乎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我哪里读错了，或者你知道我漏掉的研究，告诉我。我宁愿被纠正，也不愿被引用。

Samet Durgun 是 Subtext 的联合创始人。这款应用会捕捉你消息里的情绪语气，并用你自己的口吻改写。他常驻柏林。

参考来源

凡有原始来源的，上文每个链接都直接指向它。如果我只找到了二手报道，或者根本无法核实某个数字，我都已在正文里说明，没有加以粉饰。

  1. McCroskey, J. C. (1977). Oral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 summary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 78-96.
  2. Kim, L. T., & Oh, S.-H. (2023). Predicting telephone anxie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40(3).
  3. Hall, J. A. 等人 (2021).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evalu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digital stress scale.
  4. Funke, C. 等人 (2025). The digital stress scale: cross-cultural application, va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short scale. 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
  5. To Text or Talk in Person? Social Anxiety, Media Affordances, and Preferences for Texting Over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n Dating Relationships (2023). Media Psychology, 27(3).
  6. Avoidance and Anxiety About Phone Calls in Young Adults: The Role of Social Anxiety and Texting Controllability (2025). Communication Reports, 39(2).
  7. Reid, D. J., & Reid, F. J. M. (2007). Text or Talk? Social Anxiety, Loneliness, and Divergent Preferences for Cell Phone Use.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0(3), 424-435.
  8. Kingsbury, M., & Coplan, R. J. (2016). RU mad @ me?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text messag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4, 368-379.
  9. Goldman, L., Basel, D., Hallel, H., Hertz-Palmor, N., & Lazarov, A. (2025). Instant messaging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anxiety: no support for the combined cognitive bias hypothesis (CCBH). Motivation and Emotion, 49, 439-454.
  10. Generation WhatsApp: inter-brain synchrony during face-to-face and texting communication (2024). Scientific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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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all, J. A., & Baym, N. K. (2012). Calling and texting (too much): Mobile maintenance expectations, (over)dependence, entrapment, and friendship satisfac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4(2), 31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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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Mason, M. J. 等人 (2025). Treating young adult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with text-message 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34. Barber, L. K., Santuzzi, A. M., & Hu, X. (2023). Tackling the Problem of Workplace Telepressure: Are Disconnection Policies Helpful?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35. Eurofound (2023). Right to disconnect: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at company level.
  36. Sohn, S. Y. 等人 (2019). Prevalence of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age and associate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mongst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BMC Psychiatry.

我有意没有采用的三个来源。剑桥期刊上的一篇文章，题为“Text Anxiety in Adolescents”，讲的其实是针对考试的焦虑（test anxiety），标题里的“Text”是个笔误，这个笔误后来被很多 AI 写的同主题文章一路沿用。2025年 SciTePress 的一篇论文谈到“text syndrome”，里面的参考文献看上去是编造的，而“text syndrome”在经同行评议的文献里根本没有出现过。广为流传的、关于发消息焦虑与约会的 Z 世代统计数字，追溯下来，来自某家应用公司自己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上面没有附任何方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