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应对被动攻击的人？

你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个人：一次次答应下来，事后却不去做；或者嘴上说着“没事”，语气却分明是有事。你分不清，对方是在拿捏你，还是这一切只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我是 Subtext 的联合创始人，平时看得最多的，就是人们拿不准该怎么处理的那类消息。文章接近结尾处，有 Subtext 的一次真实运行，草稿是“你又在阴阳怪气了”，它在动笔之前，先问这条消息是发给谁的。

我想先说说，这块地基有多不牢靠。被动攻击最初是战时的一种军事描述，后来作为正式的精神科诊断存在了几十年，2013年又被整个移出了诊断手册。而你读到的那些口气笃定的应对建议，几乎全都没有经过检验。

这并不是说这种行为不存在。只是关于它的文字，大多是披着白大褂的个人意见。

它曾是一种诊断，后来不是了

这个词出自美国战争部1943年起草的一份公报，描述的是这样一些士兵：他们不公开抗命，而是靠低效、拖延和消极阻挠，间接地抵抗权威¹。这份文件是第一部诊断手册的直接前身。

它作为诊断留存了几十年。在1980年版里，它有一个在各类人格障碍中独一无二的特点：只有当患者不符合任何其他人格障碍的标准时，临床医生才能给出这个诊断。到1994年，手册把它改称消极型人格障碍（negativ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并移入附录，留待进一步研究。到2013年，它彻底消失了，只能归入“未特定的人格障碍”，或者通过人格特质的各个侧面来描述。

力主改名的 Theodore Millon 给出了五条理由²：它在临床文献中得到的认可不足；内容过于狭窄，又只涉及行为；行为太依赖具体情境，构不成一个综合征；这个名称暗含动机，而当时的诊断标准本应只做描述；与其他障碍的重叠太多。

实证上的理由很充分。在1,158名精神科门诊患者中，七个诊断条目的内部一致性很低，alpha 仅为 0.50，只有3%的人符合标准，而这些人里将近90%至少还有另一种人格障碍³。另一项研究纳入1,215名本科生，发现较早的被动攻击构念与较新的消极型构念之间，相关系数只有 .52，比消极型与边缘型人格障碍之间的相关系数还低²。

Millon 的第四条理由，我认为对任何想弄清自己生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来说最重要。如果诊断标准里不含动机，就分不清被动攻击和做事没条理、注意力不集中，因为整个概念都取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在表达什么。错过截止日期，只有当那个人是有意借此传达点什么，才算被动攻击。这一点，从行为本身是读不出来的。

这恰恰就是你盯着那条消息时所处的境地。发消息的人是什么意思，光看字面回答不了；诊断手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放弃了这个问题。

研究者转而研究什么

取代它的有三个构念，都依赖自我报告或同伴报告，测量的都是被感知到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没有一项得到核实。

消极型人格（negativistic personality），出自 Millon 的模型，描述的是依赖他人与想坚持自己主张之间的冲突。Millon 提出过若干亚型，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从来没有人验证过它们是彼此不同的类型，所以只当作一种框架来看。

隐性敌意（covert hostility），指愤怒和愤世嫉俗没有说出口、被压在心里的那一面。值得一提的是，广泛使用的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没有被动攻击分量表。它的四个因子是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

间接攻击（indirect aggression），指意在伤害、却隐藏意图以避开反击的行为。研究者用好几种量表来测量它，这些量表最初是以芬兰学童为对象、采用同伴提名法编制的。

成人量表确实存在，其中包括2022年用408名韩国成年人验证过的 Passive Aggression Scale（被动攻击量表）⁴，但没有一份能告诉你某一条消息是什么意思。下次再看到“有多少人属于被动攻击”这类统计数字，先问问它是用什么测量工具得出来的。

在职场，有一样东西被测量过

职场上的讨论，大多建立在某家厂商做的调查之上。有一项研究直接测量了这件事。

Yuan、Park 和 Sliter 把主动的邮件无礼行为（贬低和羞辱性的内容）与被动的邮件无礼行为（不理会对方、无视对方、迟迟不回复）区分开来⁵。一项以大约233名在职美国员工为对象的调查，从实证上支持了这一区分；一项日记研究则发现，被动无礼行为与失眠呈正相关，而失眠又预测了工作日一开始更强的负面情绪。

最能说明这一现象的发现是：主动的无礼行为引发了更强的“情绪性”评价，而被动的无礼行为被评价为更含糊。参与者表示，自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伤害就出在这份含糊上。这类无礼行为可以否认，所以被针对的人要耗费认知资源去解码：对方是存心的，还是只是粗心？你带回家的，就是这笔解码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一封明目张胆的无礼邮件，比三个也许什么意思都没有的词更容易缓过来；也是为什么，尽快消除这份含糊，比得出一个正确的解读更要紧。

这是相关性研究，用的又是日记数据，所以并不能证明一封简短生硬的邮件会导致失眠。但它确实说明了，人们放不下的是哪一类消息。

关于无礼行为的更广泛研究是真实存在的。一项对1,180名美国公共部门员工的调查发现，71%的人表示五年里遇到过无礼行为，肇事者中，握有组织权力的人所占的比例高得不成比例⁶。关于无礼行为的发生比例，流传很广的98%这个数字要持怀疑态度：它出自从业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没有经过同行评议。

单靠这些标志，下不了定论

只有一种书面标志有扎实的实验依据，就是只回一个词时末尾的那个句号。表情符号有据可查的问题是含糊，而不是敌意。人们常列举的其他标志，也就是“知道了”、“如我上一封邮件所述”、“行吧”、“哦”、回复延迟、省略号和竖大拇指的表情，作为敌意的信号，都没有经过同行评议的直接证据。

这方面的研究和它们的局限，我已经另外认真写过，见句号到底传递了什么和那封邮件是被动攻击，还是只是写得短。就这篇文章而言，这些标志替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下面讲的是那个人，而不是标点。

你是不是过度解读了？

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有争论，我不想假装没有。

过度解读这一边的论据：Kruger 等人在五项实验中发现，发信人大大高估了自己在文字里传达语气的能力，原因是他们动笔时脑中听到的是自己想要的语调，而且无法从这种语调中抽离出来⁷。Sillars 和 Zorn 发现，收信人对邮件的评价，比不涉及其中的旁观者更负面⁸。敌意归因偏差和透明度错觉，都预测，人在情境含糊时会过度地把敌意归到对方头上，这和对方是在生我的气，还是我想太多了背后是同一种倾向。

反方的论据，而且很有力：Pollmann 和 Roos 把双方都问了一遍⁹。参与者上传一条自己实际收到的消息，并给它的温暖程度打分；然后 Pollmann 和 Roos 去问写这条消息的人，当时想表达的是什么。聊天消息方面有347名收信人和171名配对的发信人，工作邮件方面有361名收信人和61名配对的发信人，发信人和收信人的评分吻合得很好。包括消息长度和表情符号在内的六个调节变量，都没有带来任何变化。

我有一种说得通的调和解释，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解读。过度解读那一边的研究，大多用的是实验室环境、人为编制的刺激材料、陌生人，以及在单独呈现的条目里识别讽刺之类的任务。Pollmann 和 Roos 用的则是已有关系的人之间的真实消息。语境和过往经历，也许恰好提供了实验室里被剥掉的那些能消除歧义的信息。

对反方的这项研究，要提醒两点。它发表在一本开放获取的姊妹期刊上，而不是母刊；而且这项研究比较新，还没有被重复验证过。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在实验室条件下、在陌生人之间，语气的传递并不可靠，还会偏向负面。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在真实的往来里，语气传递得比坊间说的要好。所以，如果对方是你几乎不认识的同事，你的不确定是有根据的：先问一问，或者在发出回复之前先检查一遍。如果对方是你们已经来往过几千条消息的人，那么不管你读出来的是好意还是恶意，你的判断大概都比你以为的更接近真相。

语气检查工具的价值，就在这中间的空档里，我也恰恰在这里格外小心，不想夸大它的作用。Subtext 能告诉你，收到的一条消息要你做什么，也能标出你自己的回复里可能惹对方不快的词。它没法告诉你对方是什么意思，而上面这些研究，就是我不会假装它做得到的原因。

点明这种行为，有用吗？

没有任何对照实验检验过，把某人的行为叫作被动攻击，能不能让这种行为减少。我为这篇文章分别做了三轮独立的查证，三轮的结论一致。谁要是在这里给你一套口气笃定的话术，给你的是临床经验，这并非毫无价值，但它不是证据。

可以检验的、研究者也确实检验过的，范围要窄得多。

Rogers、Howieson 和 Neame 让参与者阅读假设的冲突开场白，这些开场白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用“我”式表达（I-language）还是“你”式表达，以及说话的人有没有表明自己顾及对方的角度¹⁰。结果，“我”式表达和表明顾及对方的角度，都让人们预期的对方防御反应变弱了。

我认为，与此相反的证据也很重要。Korobov 分析了年轻成年伴侣在自然情境中的争吵，发现争吵确实常常是以“我”式的感受表达开场的，但这没能化解冲突，反而招来对方的闪避¹¹。只有当“我”式表达表明说话的人顾及了对方的感受时，才有助于让双方往同一个方向使劲。

把两者合起来读：当人们给假设的说法打分时，“我”式表达会降低人们预期中对方的防御反应；而在被观察到的真实争吵里，除非其中真有换位思考，否则表现就没那么亮眼。这是实验室与现场之间的落差，它提示，起作用的是换位思考那一半，而不是语法结构本身。

所以，我认为站得住脚的建议是：描述具体的行为，而不是对方的特质；说出这个行为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提出一个具体的请求；并表明你理解对方的立场。没有哪项试验证明过这套做法，但在真实的争吵里，把成功与失败区分开来的那一点，是有没有表现出对对方的顾及。

我用 Subtext 试了一次，它把给对方贴标签这件事标成了问题，与上面的建议方向一致。我为这次运行编了一条草稿：“你又在阴阳怪气了。”Subtext 给了两个标签，“以偏概全”和“带情绪的措辞”，并把情绪标为“烦躁”。第二个标签的说明说，“阴阳怪气”这个词是“一个带评判的标签”，“容易让对方立刻进入防御”。这是应用对这句话会产生什么效果的判断。上面的研究只支持更弱的一点：人们预期，“你”式的说法会招来对方的防御。第一个标签的说明写道，“又”字“暗示对方总是这样”，并且“没有给对方留下解释或改正的余地”。这一步它没有写任何版本，只回了几句话：先说“听起来你被对方的语气弄得有点烦了”，再说“这句话对不同的人效果差别很大”，最后问了一句“这句话是要发给谁的”。以上是应用的真实输出，没有改动。

至于一般意义上的自信表达训练（assertiveness training），有一篇综述发现，支持它的文献数量不小，但年代久远，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达到高峰，如今高质量的研究已急剧减少。更大的问题，也就是设立边界对你到底有没有好处，我另外讨论过。

什么时候它已不只是沟通风格的问题

让人恼火的沟通风格、长期的退缩模式和一连串的控制行为，是三件不同的事，而第三件不是沟通问题。

区别主要看四点：是不是反复出现的模式，是否公开透明，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你造成的影响。拿沉默和拐弯抹角当惩罚，一轮轮地重复，只有你屈服了才会停下来，还让你变得高度警觉、行为也变了，这与一个不擅长说出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完全是两种现象。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亲密关系或家庭关系中的控制或胁迫行为，自《2015年严重犯罪法》（Serious Crime Act 2015）起就是刑事犯罪，前提是这种行为重复发生或持续不断，发生在伴侣、家人等关系密切的人之间，并对日常活动造成了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指出控制行为的同时，别把那种让人恼火的沟通风格也当成病态。大多数被动攻击，就是它看上去的样子：有人觉得正面起冲突，比间接抵抗更难。如果你正在面对的是另一种情况，那么你下一条消息怎么措辞，并不是要解决的问题；值得找一个局外人谈谈。

参考来源

按正文中出现的顺序编号。凡是无法对照原始来源核实的数字，正文中都已注明。

1. War Department Technical Bulletin, Medical 203 (drafted 1943, issued 1945). 第一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的直接前身。此处依据第2条来源中的二手记述来描述，未直接查阅原始文本。
2. Hopwood, C. J., and Wright, A. G. C. (2012). A comparison of passive-aggressive and negativ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4(3), 296-303. 抽样1,453名本科生，保留1,215名。部分经费来自 NIMH grant F31MH087053。
3. Rotenstein, O. H. 等人 (2007). A cross-sectional evaluation of the DSM-IV criteria for passive-aggres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158名精神科门诊患者。在可查阅的记录中未说明资助方。
4. Lim, Y.-O., and Suh, K.-H. (2022).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of Passive Aggression Traits: The Passive Aggression Scale (PAS). Behavioral Sciences, 12(8), 273. 123名韩国成年人用于条目分析，408名用于信度和效度检验。
5. Yuan, Z., Park, Y., and Sliter, M. T. (2020). Put you down versus tune you out: Further understanding active and passive email incivility.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5(5), 330-344. 论文致谢的支持与 CDC 和 NIOSH 有关；具体的资助条目有待确认。
6. Cortina, L. M., Magley, V. J., Williams, J. H., and Langhout, R. D. (2001). Incivility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6(1), 64-80. 1,180名美国公共部门员工。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描述，各二手来源之间互相矛盾，需要对照论文核实。
7. Kruger, J., Epley, N., Parker, J., and Ng, Z.-W. (2005). Egocentrism Over E-Mai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6), 925-936. 论文中各项研究的具体准确率百分比不尽相同，各二手来源之间也互相矛盾，此处一概不引用。
8. Sillars, A., and Zorn, T. E. (2021). Hypernegative Interpretation of Negatively Perceived Email at Work.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5(2), 171-200.
9. Pollmann, M. M. H., and Roos, C. A. (2025). “I get u”. People correctly interpret the tone of text messages and email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 18, article 100689. 开放获取的姊妹期刊；论文较新，尚未被重复验证。
10. Rogers, S. L., Howieson, J., and Neame, C. (2018). I understand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feel this way: the benefits of I-language and communicating perspective during conflict. PeerJ, 6, e4831. 情景描述研究，253名学生，Edith Cowan University。无外部资助。
11. Korobov, N. (2020). Failure of I-statements for Mitigating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n Arguments Between Young Adult Couples. Studie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8(2), 49-60. 质性研究，20对伴侣，约140小时的家中录音；61%这个数字是描述性计数，没有推断统计。需要作者付费的开放获取刊物。